“但田莹把儿子当命根子，”我接过话头，“如果管天中对儿子有威胁，比如反对他的事业、婚姻……”

“这倒没发现。”所长皱眉，“管文博说，父母从不干涉他的选择。不过有件事奇怪——”他忽然住口，目光投向车外。

程子砚推开车门，手里攥着袋豆浆：“技术队说，客厅茶几上有张撕碎的体检报告，初步拼起来是管天中的，晚期肺癌。”

车内突然安静。大宝手里的包子“吧嗒”掉在腿上，林涛的钢笔在笔记本上划出道歪线。我转头看向十七楼，阳光正斜切过那扇打开的窗户，像把锋利的刀。

“晚期肺癌，”所长重复道，指节敲了敲保温杯，“田莹刚退休那年查出身患糖尿病，管天中去年开始尿血，但拖了半年才去医院——还是田莹硬拉去的。”

车外传来警犬的吠声。我想象着那个清晨：管天中站在窗前，手里攥着诊断书，楼下的草坪还浸在晨露里。田莹在客厅擦着儿子的奖杯，没注意到丈夫眼里的光正在熄灭。

“没有打斗痕迹，”汪法医忽然开口，“但厨房少了把砍骨刀。”

林涛的钢笔尖在纸上洇开墨点：“如果刀在楼下……”

“该去看看楼上的现场了。”我站起身，勘查车的弹簧座椅发出吱呀声。车窗外，技术队员正抬着物证箱走进单元楼，阳光在他们的安全帽上跳成碎金。管文博的背影出现在小区门口，他穿着皱巴巴的白衬衫，手里攥着个塑料袋，远远看去，像只迷途的鹤。

大宝跟着下车时，忽然低声说：“如果是我，宁愿死在手术台上，也不想被老婆当废物养一辈子。”

我没接话，踩过草坪时，鞋底蹭到块带血的草皮。远处，管天中坠楼的位置，白色粉笔画的人形轮廓被风吹得有些模糊，像幅正在消失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