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在重庆、在昆明、在每一个尚未沦陷的角落，人们奔走相告，鞭炮声响彻云霄。

七年的血泪，七年的苦难，似乎终于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

然而，对于生活在长江中游某座县城的贫民老周来说，那短暂的欢欣，就像旱天里落下的一滴雨，还没来得及尝出滋味，就被烈日蒸发了。

日本人投降后的第一年。

老周蹲在城隍庙破败的屋檐下，怀里搂着八岁的孙子狗蛋。

孩子瘦得皮包骨头，脑袋显得格外大，眼睛闭着，嘴唇干裂发白，呼吸微弱得像一根随时会断掉的蛛丝。

孩子的爹娘，饿死了。

说是饿死，其实是吃了观音土，活活胀死的。

老周亲手把他们埋在了城外乱葬岗，连个记号都没敢留。

“爷爷，我饿。”

狗蛋的声音细得像蚊子叫。老周浑浊的眼珠动了动，从怀里摸出半块硬得像石头的糠饼子，塞进孩子嘴里。

那是他三天来唯一找到的吃食，从一个同样饿得发疯的野狗嘴里抢下来的。

这日子，怎么比日本人还在的时候，还难熬呢？

老周想不明白。他只知道，去年，就是抗战胜利前的那一年，日子反倒有过一段盼头。

那时候，城里来了些穿着灰布制服的人，说是叫什么“华联”的，跟以前那些收税抓丁的官差不一样。

他们在城外搭起粥棚，粥稠得能插住筷子，他们还发粮食，一袋袋黄澄澄的玉米、白花花的大米，堆得像小山一样。

老周记得，那天他排了整整一天的队，领到了八十斤大米。

他扛在肩上，觉得那是他这辈子扛过的最沉、最踏实的东西。

他听人说，那是海外建立了属于自己华人的国家，他们漂洋过海来的，专门给受苦的老百姓救命用的。

那些“华联”的人说，这叫“同胞情谊”，叫“人道主义”。

当时据说，他们一共援助了几千万吨粮食，省吃俭用的话，那可是足够整个国家吃饱好几年的粮食。

可那粮食，终究没能全进老百姓的嘴里。

老周也听说了，那些粮食在码头上卸货的时候，就被一些穿着中山装、坐着小汽车的大人物们分走了一大半。

码头的搬运工私下里骂，说那些人的仓库都装满了，还在往里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