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瑜答得干脆：“防其坐大，绝其养兵，断其财源。”

朱雄英点头：“那宦官呢？”

“宫中事务，宜由内官监统辖；外廷政务，须经通政司转呈。权责划清，方不致僭越。”

“若遇强主怠政，或幼主临朝？”

陈瑜沉默片刻：“则需制衡之法，非堵，而在疏；非禁，而在导。”

朱雄英终于笑了：“地方上呢？”

“皇权止于县衙，乡里之事，仰赖乡绅、里正、族老。欲达乡野，不在增官设吏，而在立信立规……信者，公允；规者，简明。”

两人对坐，话未尽，意已通。

有些事不必点破，有些局不必摊开。

大明的筋骨，正在被一双双未曾被看见的手，悄然扶正。

从汉代推恩令到大唐节度使，中央始终在收束地方权柄，防其坐大生变。

宋朝尤甚，将文官理政推向极致。

翻看两宋三百年，王朝覆灭于外敌铁蹄，并非内乱崩坏……彼时金元之强，确非常制所能抵挡。若无强敌压境，那套精密运转的治理体系，足可维系长久；地方稍有异动，未及成势便已消弭于无形。

元、明、清三朝承续此势，虽路径各异，但地方权重递减之势愈发清晰。

元初疆域极广，设行省时或有意、或顺势，令各省彼此嵌入要隘、互扼咽喉，天然形成牵制。

这一建制影响深远，直至今日政区格局仍可见其影子。十三世纪即已成型的行省制度，首次将地方高层治理结构稳定下来，成为中央集权最得力的骨架。后世明之三司、清之督抚，皆由此演化而来。

当然，弊端亦存：行省之下各司职权被大幅收归，日常政务反显滞涩。但利远大于弊，明清遂在此基上继续打磨。划界之时，必参酌山川走势、水道纵横、关隘分布，务使一省难独据形胜，数省彼此掣肘，中央调度方能如臂使指。

朱雄英对此多有借鉴。

清廷堪称君主专制之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