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一派的弟子（如黄干、蔡元定等）强调读书穷理、循序渐进、主敬涵养；陆九渊的门人（如杨简、袁燮等）则主张静坐明心、切己自反、当下即是。

双方在太学、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地多次公开辩论，往返书信驳难更是连篇累牍，在士林间引发了空前广泛的关注与参与。

朝堂之上，对此亦态度不一。

部分老成持重、重视纲常的大臣，如赵鼎等，虽不完全赞同朱熹的所有观点（尤其对“灭人欲”的极端化倾向有所保留），但总体上欣赏其学说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砥砺士人气节的一面，认为在北虏强邻、国事艰难之际，提倡“天理”、“气节”颇有现实意义。

而一些较为开明、注重实务的官员，则对陆九渊学说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迷信经典权威的精神有所共鸣，认为这对打破因循、激励事功或有裨益。

皇帝赵构对此则持相对开放、宽容的态度，只要辩论不涉及政本、不煽动异端、不影响实务，便乐见其成，甚至偶尔召见双方代表人物垂询，视其为文治昌盛、思想活跃的表现。

这场席卷帝国的思想大辩论，其意义远超学术本身。

它折射出在国力臻于鼎盛、外部压力暂时被屏障、内部发展带来新问题的“绍兴盛世”下，士人阶层对世界本质、人生价值、社会规范的深刻反思与多元探索。

是更强调外在的客观规律与集体秩序（理学），还是更注重内在的主体心性与个体价值（心学）？

是追求通过知识积累与欲望克制达到道德完善，还是相信本心自足、发明扩充即可成圣？

不同的回答，代表了不同的精神路径与价值取向。

尽管辩论激烈，言辞时有交锋，但总体仍在儒学内部进行，并未演变为你死我活的党争。

相反，这种开放争鸣的氛围，极大地激发了士人的思辨热情，促进了哲学思辨的深化，催生了大量学术成果，使得南宋的思想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群星璀璨的壮丽景象。

这不仅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涵养、淬炼着这个即将面临最严峻考验的帝国的精神脊梁。

在未来的血火风暴中，无论是信奉“格物致知”的理性，还是秉持“发明本心”的良知，都将在不同的层面，为这个文明的存续，注入深沉而坚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