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学说，因其系统性、规范性、可操作性（如读书、静坐、省察等具体功夫），以及对社会伦理秩序（三纲五常）的强力论证，深得朝中许多重视经典、讲究秩序、强调礼法的官员和士人拥戴，被视为匡正人心、经世致用的正统学问。

另一方，则是比朱熹年轻十余岁、气质更为疏朗放达的陆九渊。

他不像朱熹那样正襟危坐，而是时而踱步，时而挥袖，目光炯炯，言语犀利：“朱子之言，支离事业竟浮沉！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心即理也！此理本天之所以与我，非由外铄我也。

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何须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支离破碎？

只需‘发明本心’，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至于人欲…人心本自完足，何来许多欲要灭？只是为物欲所蔽，失其本心耳。

发明本心，则本心自能辨是非，知善恶，何须外求一个‘灭欲’的功夫，徒增束缚？”

陆九渊的“心学”，直指人心，强调内向的体悟与直觉，认为“理”不在外物，而在每个人先天完足的“本心”之中。

为学重在“尊德性”，是“先立乎其大”，唤醒、发明、扩充内在的道德本心，而非繁琐的知识积累。

他批评朱熹的“格物穷理”是“支离”，是舍本逐末；而“存理灭欲”则可能扼杀人的自然生机与创造力。

这套学说，因其直截了当、强调主体能动、解放精神的特点，吸引了众多厌倦章句训诂、追求心灵自由、注重当下体验的年轻士人、狂狷之士，乃至部分注重事功、讲求效率的实务派官员。

辩论迅速从形而上的“理”、“心”之争，蔓延到具体的为学方法、修养功夫、乃至对历史、政治、经典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