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策略虽显冷酷，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颇具可行性。

相比耗费巨量财力与人力去改造、融合当地民众，直接从我朝本土迁移百姓过去，显然更加迅速且高效。

况且，我朝本身人口早已饱和，若能向外疏导一部分，也有利于缓解内部压力。

在化学工业尚未建立、无法批量制造化肥与杀虫剂之前，粮食增产手段极为有限，土地所能承载的人口自然有其上限。

如今我朝人口已逼近四亿，在传统农耕条件下，这几乎已是极限。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频繁，根源正在于此——土地供养能力已达顶峰，而人口持续增长，人均资源不断缩水。

更严重的是，大量财富与田产集中在地主、乡绅及大商人手中，普通百姓所得愈发稀少。

分配失衡进一步压缩了社会整体的生存空间。

因此，一旦遭遇自然灾害或战乱，底层百姓难以维生，便会揭竿而起，以武力反抗朝廷统治。

要破解此局，无非两条出路：一是提升粮食产出，二是控制人口规模。

前者又可分为两种路径：

其一是拓展耕地面积，这是历代王朝惯用之法。

自秦汉以来，中原政权不断开疆拓土，尤其致力于开发南方原本不宜居住的丘陵与山地，尽可能扩大耕种范围，以此增加总产量。

其二是提高单位亩产。

这项工作在古代也已有实践。

比如汉代，上林苑设有皇家试验田，由内府招募老农精心耕作，尝试堆肥、间作、轮作等方法，探索增产之道，并将成功经验推广至关中乃至全国。

此类举措确有一定成效。

秦汉时每亩产粮约二百斤，到了清代，经两千年的技术积累，亩产已升至三百到四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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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涨幅可观，但相较于工业革命后的农业水平，仍显微弱。

真正实现粮食产量飞跃，必须依赖工业化，特别是化学工业的发展。

唯有实现化工量产，才能大规模供应化肥与农药，使亩产从现有的三百多斤跃升至千斤以上，短时间内翻两三倍不止。

同时配合生物育种技术，选育出抗病性强、适应性广、产量更高的作物品种，将进一步推动收成增长。

后世我朝培育的超级稻，亩产可达一千八百斤以上，对比当下仅三百斤的水准，整整高出六倍！

两千年间仅增长五成，而进入工业化时代不到百年，产量竟可提升三十余倍，足见科技变革对农业的巨大推动力。

目前我朝正全力推进工业化进程，但在化工领域尚处起步阶段，短期内难以实现化肥与农药的大规模生产。

因此，依靠技术突破来解决吃饭问题，在近期内并不现实。

于是，对外开拓疆土便成为最直接有效的应对之策。

全球陆地资源有限，你不占据，自有他人捷足先登。

倘若不主动扩展战略纵深，终有一日，强敌会全副武装，兵临城下，逼至家门。

与其坐等敌人欺上门来，不如先发制人，将他们逐一击溃，用天朝的刀剑，为天朝的耕犁开拓疆土。

而毗邻天朝的南亚，便成了最理想的实践之地。

比起遥远的北美和冰封的西伯利亚，南亚不仅地理位置接近，气候也温和宜人，广袤的平原加上充沛的雨水，天然适合农耕与安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