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一声清越而带着明显颤音的反对声打破了沉默。

“陛下！臣以为不可！万万不可！”只见一位身着青色官袍、头戴进贤冠的年轻官员出列，跪伏于地，神情激动，正是博士祭酒秦宓的弟子、新任谏议大夫周群。他面色因激动而涨红，声音高昂：“京观之制，暴虐酷烈，乃上古陋习！《传》曰：‘乱虐并生，纣王以亡！’昔白起坑赵卒，项羽坑秦卒，皆遗臭万年，为仁人志士所不齿！今我大汉，承天命，继周礼，以仁孝治天下，陛下更是圣德仁君，岂可行此等有伤天和、徒逞凶暴之事？山魈部虽悖逆，其民亦人也，战阵斩杀，乃不得已而为之，然战后戮尸筑冢，暴骸于野，惊骇人心，非但无益于教化，反而恐失夷州乃至四方蛮夷之望，使其畏威而不怀德，非长治久安之道也！更有悖圣人仁恕之道，恐损陛下仁德之誉！臣恳请陛下，速下明诏，遣使责黄权之过，令其平毁京观，妥善安葬尸骸，以昭显我大汉仁德！”

周群一番话，引经据典，言辞恳切，甚至带着几分悲愤，立刻引起了不少儒生出身的官员的共鸣。尤其是那些来自太学、或师从大儒的官员，如光禄大夫杜琼、议郎许靖之子许钦等人，纷纷出列附议。

“陛下，周大夫所言极是！王者之师，伐罪吊民，岂能效仿桀纣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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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观之设，徒增戾气，恐干天和，若有灾异，何以解之？”

“黄权虽功大，然此行实属过当，若不惩戒，恐边将效仿，竞相以酷烈为能，则边陲永无宁日矣！”

“当以仁德感化四夷，方为圣王之道！筑此凶观，与蛮夷何异？”

议论之声渐起，且多为反对之声。这些官员大多居于庙堂，远离沙场，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是仁政、王道、怀柔远人，对于京观这种赤裸裸的血腥威慑，从情感和理念上都感到难以接受，认为这玷污了煌煌大汉的文明形象，也与儒家理想的治国之道背道而驰。

就在反对声浪渐高之时，一个沉稳刚毅的声音响起，如同巨石投入水面，压住了嘈杂。

“陛下！臣以为，周大夫及诸位所言，乃是腐儒之见，不识时务，更不通兵事夷情！”

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出声者乃是镇西将军姜维。姜维一身戎装，虽未佩剑入殿，但那股百战宿将的凛冽之气却扑面而来。他目光如电，扫过周群等人，朗声道：“夷州之地，山高林密，蛮部杂处，性情彪悍，畏威而不怀德！山魈部盘踞多年，凶残暴虐，袭杀我将士，戕害我子民，其罪滔天！黄将军犁庭扫穴，乃伸张天讨！战后筑京观，非为逞虐，实为立威！非常之地，当用非常之策！若按周大夫之言，只行仁德，那些蛮夷酋长只会以为我大汉可欺，今日降服，明日复叛，永无休止！唯有以此雷霆手段，使其从骨子里感到恐惧，方能真正震慑宵小，保境安民，为后续推行仁政教化奠定基础！此乃以战止战，以杀止杀之大仁！黄权此举，非但无过，反而有功于国，深谙治边安夷之三昧！”

姜维话音未落，又一人出声支持，乃是御史中丞杨仪。杨仪素以干练犀利着称，他冷笑着对周群道：“周大夫饱读诗书，可知《左传》有云：‘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对付未开化之蛮夷，孔圣人亦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然其前提是‘修文德’，而非一味纵容！山魈部服我文德乎？其杀害斥候、煽动叛乱时，可曾讲过仁恕？对付豺狼，唯有强弓硬弩！京观便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强弓硬弩！能让夷州少流十年血，能让多少汉家儿郎免于无谓牺牲？此乃大德！岂是尔等居于长安温柔乡中所能臆测？”

紧接着，一批武将出身或熟知边事的官员，如镇北将军王平、讨寇将军张嶷（虽未在场，但其旧部同僚代为发声）、甚至一些务实派的文臣如费祎等，也纷纷表态，支持黄权。他们认为在夷州那种特殊环境下，怀柔必须与立威相结合，京观虽是酷烈手段，但却是当前形势下最快、最有效稳定局面、减少长期伤亡的必要措施。

朝堂之上，顿时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以周群等清流文官为代表，高举“仁政”、“王道”大旗，斥京观为残暴不仁，有损国体；另一派以姜维等务实派将领官员为代表，强调“现实”、“威慑”，认为这是保障胜利果实、维护长远安宁的必要之举。双方引经据典，针锋相对，辩论愈发激烈。支持者认为反对者迂腐空谈，不知兵凶战危；反对者则认为支持者残忍好杀，有辱大汉文明。

端坐于龙椅之上的刘禅，一直静静地听着双方的辩论，面色平静，看不出喜怒。他的手指轻轻敲击着龙椅的扶手，目光深邃，似乎在权衡着双方的观点，又似乎早已有了决断。

争论持续了约莫半个时辰，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殿内的气氛变得有些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