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天，是安杰给渣爹安永昌的一根绳子。要么他自己走下来，要么被吊上去。

安杰没有干等。

这十天里，她跟着安立平把安永昌在港台的生意底细摸了一遍。

账面上的东西，安立平的人只能查到大概；但水面之下的事，得靠人去扒。

安立平有个老关系叫阿钦，以前在基隆港做报关，后来替台北几家商行跑腿。此人手里攥着不少“老板的小本子”。安立平只递了几张钞票过去，阿钦便吐了一个关键消息：

安永昌的“永泰隆台北分号”，从民国三十八年冬天起，就通过香港的几家货栈，往山东半岛走一条暗线。走的是“永泰隆”老渠道，从香港运桐油、西药、橡胶鞋底，往青岛、烟台方向的小码头转。那边的收货人，是几个跟新政府有合作关系的商家。

安杰听到“山东半岛”时，手指轻轻蜷了一下。

“你是说，他去了台湾之后，还往大陆做生意？”她问。

安立平点头：“不只做，还做得不小。桐油和西药是紧俏货，两边都缺。他贴着‘大陆爱国逃商’的皮，其实暗地里跟共区有往来。这事如果让台湾那帮人知道——”

“他就完了。”安杰接道。

她明白了。父亲所谓的“爱国逃商”，在台湾那套话术底下，其实是一根两头吃的墙头草。在台湾说自己是“反gong义士”，在大陆那边又通过代理行输运物资，赚新政府的钱。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投机。这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安杰让安立平继续查。她要更实一点的东西。

第五天，阿钦送来一沓票据。有基隆港的出口申报单，有香港货栈的仓单，还有几封往来电报的抄本。安杰仔仔细细看了几遍，锁定了其中两张。

一张是香港“合盛栈”仓单，存的是五十箱西药，收货人写“青岛华泰贸易行转”。另一张是基隆港出口申报单，商品名目“桐油二百桶”，收货地“香港”。申报单上的英文缩写和数字编号，跟安杰从父亲书房里翻出的那张旧存根对得上。

安杰深吸一口气。她没跟安立平说，但心里已经有了八成把握。安永昌从离开青岛那天起，就给自己留了两条命：一条在台湾，挂着“爱国商人”的幌子；一条在暗处，继续跟大陆的旧关系做生意。哪边得势，他就靠哪边。哪边要翻脸，他随时能缩回另一边。

这种人在和平年代或许能左右逢源。可在眼下这个世道，他是在玩火。

而安杰手里，现在捧着一根火柴。

第八天，安永昌的电话来了。

安立平接起，说是台北长途。安杰接过话筒。那头的安永昌声音平静了许多，甚至带着一点疲惫：“小杰，当年的事，我们可以坐下来谈。钱的事，不该伤了我们父女的和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