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得把它处理掉。”最后他说，“趁还没出事。”

“怎么处理？扔掉？砸碎？”

“我不知道。”陈海闭上眼睛，“但我觉得，它已经盯上你了。”

回到工作室，我把摄像机放在桌上，和它对视。

暗绿色的外壳，冰冷的镜头，取景器的玻璃反射着灯光。我忽然想起老头的话：谁用它拍人，被拍的人就会消失。

但赵建国是拍摄者，不是被拍者。

他为什么消失？

除非……他也拍过别人。

而那个人，反过来拍了他。

像是一种接力，一种传递。

我翻出所有录像带，重新看那个客厅的画面。茶几，蒙着白布的沙发，停在三点十七分的挂钟。这次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每次男人进来，墙上挂钟的秒针都会动一下。

从十七分零秒，到十七分三十秒。

取决于他停留的时间。

但钟的指针始终停在三点十七分。

除非……那不是时间。

是日期。

三点十七分，三月十七日。

我查了1983年的日历。三月十七日是星期四。赵建国失踪是五月十四日，相隔五十八天。

接近两个月。

我又查了赵建国妻子的信息。她叫王秀兰，改嫁后搬到了邻市。我打电话过去，是个中年男人接的，说她三年前去世了。

“她有留下什么东西吗？”我问，“关于前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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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犹豫了一下：“有个铁盒子，一直锁着。钥匙随她下葬了。盒子在我这儿，你要的话可以来看看。”

我连夜开车过去。

铁盒子不大，锈迹斑斑。男人用钳子撬开，里面只有一本日记，和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年轻的王秀兰和赵建国，站在公园里，笑得很开心。背面写着一行字：“1982年春，国摄。”

用的是那台摄像机吗？

我翻开日记。前面都是生活琐事，从1983年3月开始，内容变了。

“3月17日：国今天很怪。他说在废品站捡了台摄像机，但拍出来的东西不对劲。他给我看取景器，我什么都没看到。他说画面里我们身后站着好多人。”

“3月25日：国越来越瘦。他说那些‘人’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不敢看他说的取景器。”

“4月11日：国说他知道摄像机怎么来的了。是一个姓林的摄影师留下的，那人三月份失踪了。国说我们要找到林摄影师拍过的人。”

“4月30日：国找到了一个。是个老太太，她说林摄影师上个月给她拍过照，之后她就总做噩梦。梦里有人给她拍照，拍完她就不能动了。国给她看了我们的摄像机，她尖叫着说就是这台。”

“5月13日：国说他明白了。这是一个链子。A拍B，B就会进入‘显影状态’。然后B拍C，C进入状态，B才能解脱。但解脱不是自由，是成为‘背景’的一部分——就是取景器里那些模糊的人影。”

“5月14日：国说要出去拍一个人。这样我才能安全。我问他拍谁，他不说。他再也没有回来。”

日记到这里结束。

后面是空白页。

但我用手电筒斜着照，发现最后几页有压痕。我用铅笔轻轻涂，字迹显现出来。

是另一段笔迹，更潦草。

“1985年9月3日：我拍了邻居的小孩。对不起，但我没办法。国说得对，只有拍下一个人，自己才能从取景器里出来。小孩住院了，但还活着。我终于能在镜子里看到自己了。”

“1985年9月20日：小孩死了。心脏病。是我的错吗？国没说会死人。他说只是转移。”

“1985年10月1日：他们又来了。取景器里，那些模糊的人影更清楚了。他们在向我招手。我得再拍一个人。”

“1985年10月15日：我拍了送煤工。他三天后中风了。我解脱了，但只解脱了七天。”

“1986年1月：这样不行。这是一个无底洞。每拍一个人，只能换来短暂的解脱。而且每次都需要拍不同的人，不能重复。我认识的人快用完了。”

最后一页，只有一句话：

“我把摄像机交给了警察。让他们处理吧。但我怀疑，它还会找回来。”

落款是“王秀兰”。

日期是1986年3月17日。

正好三年。

从赵建国捡到摄像机，到王秀兰交出摄像机，正好三年。

而我打开摄像机的那天，是2023年5月14日。

赵建国失踪四十周年。

这不是巧合。

我打电话给陈海，告诉他我的发现。

“你得拍一个人。”陈海在电话里说，“按日记说的，拍一个人，把状态转移出去。不然你也会消失。”

“但被拍的人会怎样？”我问。

“可能会住院，可能会死。”陈海的声音在发抖，“但你没办法，不是吗？要么你死，要么别人死。”

我挂断电话，看着摄像机。

窗外的天快亮了。淡青色的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落在暗绿色的外壳上。机器突然发出轻微的“咔哒”声，像是内部齿轮在转动。

我打开取景器，对准窗外。

画面里，对面的楼顶上站满了人。

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全都面朝我的方向。他们穿着不同年代的衣服，有的甚至穿着民国时期的长衫。所有人都面无表情，眼睛盯着镜头。

不，是盯着镜头后面的我。

我数不清有多少人。一百？两百？更多。

他们在等待。

等待我加入他们。

或者，等待我送新人进去。

我关掉摄像机，做了一个决定。

我开车到郊外的空地，挖了一个深坑。把摄像机和所有录像带都放进去，浇上汽油，点燃。

火焰蹿得很高，黑烟滚滚。

我站在坑边，看着机器在火中变形、熔化。镜头玻璃炸裂的声音很清脆，像是什么东西在尖叫。

烧了整整一个小时。

只剩下一堆焦黑的残骸。

我用土把坑填平，开车回家。

路上，我觉得轻松了许多。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回到家，我洗了个澡，准备好好睡一觉。

睡前，我习惯性地看了眼卧室的镜子。

镜子里，我的肩膀上搭着一只手。

苍白，细长，指甲缝里有黑泥。

我慢慢转过头。

现实里，我的肩膀上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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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向镜子，手还在。

而且，镜子里我的脸在变化。皮肤变得灰白，眼睛失去神采，嘴角开始下垂。我用手指碰自己的脸，触感正常。但镜子里的我，已经不像我了。

更像取景器里的那些人。

我冲进工作室，从抽屉里翻出一台旧的数码摄像机。打开，对准自己。

液晶屏幕里，我的形象正常。

但当我用这台摄像机拍摄房间时，透过屏幕，我看到沙发上坐着一个人。

灰色中山装，方脸，左边眉毛上有颗痣。

赵建国。

他抬起头，看向镜头。

然后他抬起手，指了指我身后。

我转过身。

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面我从不记得有的镜子。

镜子里，我身后站着十几个人。

最前面的是陈海，脸色惨白，眼睛空洞。

他旁边是赵建国。

再后面，是一个穿长衫的老人，一个扎辫子的女人，一个戴眼镜的学生……

队伍一直延伸到镜子深处。

而我的位置，在队伍最末尾。

正在慢慢向前挪。

赵建国对着镜子外的我，做了个口型。

这次我看懂了。

他说：

“烧掉机器没用。”

“你已经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