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郊外，茹科夫斯基城。

这里是苏联航空的心脏。米高扬、苏霍伊、图波列夫。。。。这些姓氏在这座小城里比苏维埃书记的名字更响亮。

这座城市没有克里姆林宫的红星，没有莫斯科大剧院的灯火，但随便推开一扇不起眼的铁门，里面的东西足以让整个西方航空界睡不着觉。

茹科夫斯基城不需要纪念碑，它自己就是一座纪念碑。

维克托·彼得罗维奇·伊夫琴科推开设计局的大门时，已经是凌晨二点。雪停了，月光照在停机坪上那架未完成的验证机上，机翼的影子拉得很长。

这架验证机他画了七年，从第一张草图到全尺寸样机，从风洞数据到原型机的每一颗铆钉，每一根线条都在他心里。去年上面来了一纸文件，项目暂停，理由是“经费紧张，优先保障现有型号量产”。文件上盖着的红章只有拇指大小，但压在那上面的重量，能把一个人的一辈子压成一张薄纸。

他五十七岁了，苏联功勋科学家，发动机设计局的总设计师。一个月前，他的妻子在基辅的医院里因为缺少一种进口药去世了。

那种药其实不难搞到，但基辅的医院没有外汇额度，莫斯科的批文迟迟不下来，他在茹科夫斯基城的办公室里打了十七个电话，找了六个部门，填了四张申请表。。。。

如果他在莫斯科的地位再高一点，如果他的关系网再密一点，如果他是科学院院士而不是一个地方设计局的工程师。不，没有如果。如果有如果，他宁愿拿所有的勋章和头衔去换一瓶药。

维克托踩着积雪往回走。路过报刊亭的时候，橱窗里新贴出来的《真理报》在路灯下泛着惨白的光。头版是一位矿工突击队先进事迹的报道，配着一张笑容灿烂的黑白照片。那个矿工戴着安全帽站在巷道口，露出一口不整齐的牙，笑容真诚得让人不忍心怀疑他是被安排在那儿拍照的。

维克托站了一会儿，忽然笑了一下。

三十年前，他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也相信那些东西。相信报纸上的每一行字，相信广播里的每一个承诺，相信苏维埃的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身后传来脚步声，踩在雪上咯吱咯吱响，节奏不紧不慢。

“伊夫琴科同志？”

他转过身，一个中国人面孔从街角出来，站在三米开外，裹着厚厚的大衣，戴着皮帽子，脸冻得通红。他看起来不像克格勃，也不像格鲁乌，更不像大使馆的官员

“我叫张援朝，想和您谈一笔生意。”中国人用俄语说，声音不大，但吐字很清晰，像是专门练过的，只是口音有点奇怪。

维克托皱了皱眉：“什么生意？”他的语气很淡，甚至带着一丝不耐烦。

中国人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过来。

维克托犹豫了一秒，接过来，打开，里面是一张照片。

他的女儿，二十二岁的安娜，站在莫斯科大学主楼前，笑得像一朵向日葵。

就着路灯的光看了一眼，手指忽然收紧，指节捏得发白。

“令嫒在莫斯科大学数学系读书，明年毕业。”中国人的声音很平静。

“她的导师普罗霍罗夫院士明年会受邀去中国讲学。如果他去了，可能会带几个优秀的学生一起去。读研究生，做课题，一切都按照国际学术交流来，拿奖学金，没有烦恼，可以无忧无虑的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

维克托的手指捏紧了照片的边缘，无忧无虑？维克托咀嚼着这个词。

“你们想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