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法医点头说：“话是这么说，但查起来不容易啊。”

“不难查。”程子砚翻着笔记本说，“死者离开老师家的时间清楚，能算出她开到现场的大概时间，范围很小。再根据车速，能推断肇事车在县道摄像头出现的时间段，找灰色车辆就行。灰色车本来就不多，时间范围又窄。”

“问题是县道监控太旧了，晚上拍的色差特别大，根本分不清哪辆是灰色的。”孙法医无奈地说。

“这好办。”程子砚笑着说，“可以调色，还能做侦查实验，交给我吧。”我们都信任地看向她。

这时，王杰副局长走过来，低声说：“家属又在公安局闹呢，局党委想让你们去见见面，安抚一下情绪。明天学校就复课了，领导怕出乱子。”

虽说作为刑事技术人员，去接待上访有点不情愿，但这也是维护稳定的工作，我们责无旁贷，便点头应下了。

半小时后，我们在市公安局会议室迎来了死者亲属代表。最先推门而入的，是个头顶稀疏、眼生三角、下巴上几根胡须稀稀拉拉的精瘦中年男人。他大喇喇往会议桌正中一坐，食指冲我们这边一点：“说吧，你们打算拖到啥时候给结果？”

“我是公安厅下来的法医。”我轻咳两声，亮明身份。

“少跟我摆谱，就是公安部的来了也得把话说明白。我是纳税人，你们是人民公仆！”“三角眼”下巴一扬，眼里满是不耐，“交警说等你们出结论才跟我们交代，你们又迟迟没动静，这不是踢皮球是啥？那个交警啥时候处分？”

“案件没定性当然没法告知，交警说得没错啊！”林涛忍不住出声反驳，“我们一直在推进工作，怎么就成踢皮球了？”

“三角眼”猛地一拍桌子，震得水杯晃了晃：“都过去两天了！你们到底干了些啥？给我详细汇报汇报！”

“你——”林涛噌地站起身，我一把按住他肩膀，转向“三角眼”说：“是这样，我们来就是为了彻查案件的，尸检前也想听听你们的诉求。”

旁边一位看起来憨厚老实的中年人刚要开口，被“三角眼”挥手打断。他翘着二郎腿抖了抖：“尸检不尸检的我们不关心，你们去跟学校谈，赔我们一百万。养个孩子长这么大容易吗？这点钱对学校来说毛毛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