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侄子，恐怕要变天！和咱们有生意往来的冀省老客说他们那儿已经被日本人糟蹋的不像个样子了！”

江河点头。

作为从前世过来的人，很多事情江河都很了然。

1935年5月初，天津日租界亲日分子《国权报》社长胡某和《振报》社长白某被暗杀，史称的“河北事件”。

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借此密谋挑起事端，声称此案“系中国排外之举动，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

驻津日军连日在河北省政府(当时天津是河北省会)门前武装示威，并举行巷战演习。

妈妈屁，还有讲理的地方吗？

“河北事件”一波未平，又发生了“张北事件”：5月30日，4名没有护照的日本特务机关人员潜入察哈尔省境内绘制地图，行至张北县，被当地驻军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迫于南京压力，即令释放。

由于日方借口提出了蛮横要求，6月27日，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和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达成《秦土协定》。其主要内容为：(一)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军官，担保日人今后在察哈尔省可以自由行动；(二)取消在察哈尔省的国民党机构，成立冀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三)中国方面停止向察哈尔省移民，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撤职。

冀察两省大部分的主权丧失。

日本帝国主义在迫使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后随即积极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所谓的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东北”。

10月22日，日本侵略者煽动河北东部香河、昌平、武清等县的“饥民”暴动，攻占香河县城，并由少数汉奸组织临时维持会。

11月25日，日寇又收买一批汉奸，流氓向国民党天津当局“请愿”，要求自治。同日，日寇唆使国民党冀东行政督署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组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