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材料，翻了翻，又放下了，好像觉得看材料太慢，直接用嘴说更痛快：

“光刻机这个东西，是半导体制造最核心、最复杂、最昂贵的设备。全世界能造光刻机的国家，一只手数得过来。西欧和倭国，还有我们，但我们的水平和他们家比，差距巨大。”

他站起来，走到白板前面，拿起一支黑色马克笔，画了一条横线，在最右边写了个数字“7”。

“这是目前国际最先进的水平——7纳米。采用极紫外光刻技术，已经可以稳定量产7纳米芯片，正在往5纳米、3纳米推进。”

林远山在横线的左侧又画了一个点，标上“90”。

“这是我们的水平——90纳米。我们量产的光刻机，目前成熟度最高的型号，采用深紫外光刻技术，套刻精度、产出率、稳定性，跟西欧的设备差了至少两代。不对，不是两代，是二十年。”

他在7和90之间画了一根箭头，在箭头上方用力地写了两个字——“差距”。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

赵功成放下茶杯，老钱摘下了眼镜，用衣角慢慢地擦着。

赵一鸣的笔停在半空中，迟迟没有落下。

林远山转过身来，面对着大家，双手撑在会议桌的边缘。

他的表情很平静，但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了很久的情绪，不是愤怒，也不是委屈，更像是一种沉重的、无法对人言说的无奈。

“我说二十年，不是随便说的。1992年，西欧推出了第一代浸没式光刻机，那一年我们还在研究干式光刻。2001年，他们极紫外光刻原型机问世，我们连深紫外的193nm光源还没真正吃透。到了今年，西欧已经交付了几十台极紫外光刻机，每台售价超过一亿欧元，客户排队等着要。我们呢？我们还在90纳米上苦苦挣扎，连65纳米的量产稳定化还没做到。”

他停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

“董主任，我给您一个最直观的数字。他们一年的研发投入，大概在二十亿欧元左右。我们呢？我们整个集团的年营收还不到二十亿本币。差距不是一个数量级，是八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