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直接将矛头对准了新政的核心理念，虽未点名，但句句不离。亭内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

崔侍郎端起茶杯，垂目不语，仿佛只是倾听。

叶明神色不变，并未立刻起身。他在等，等一个更合适的切入时机。

这时，另一位与崔侍郎交好的名士接口道：“李御史所言极是。老夫近日亦读得一文，名《新政利弊考》，其中剖析新政诸端，鞭辟入里，深以为然。”

“其文有言：‘新政之弊，首在急功。不修德化而重刑名，不养民心而计财利，此非治国之道，实乃乱国之阶。’老夫以为，为政当以教化人心、敦厚风俗为本，若一味逐利，纵然府库充盈，然人心离散，纲常废弛，所得之利，又何足道哉？”

《新政利弊考》的名字被正式抛了出来，且内容显然已在一定范围内流传。亭内气氛更显凝滞。

主持的老翰林微微蹙眉，他虽不直接参与朝争，但显然也感受到了今日文会的异样气息。他看向叶明方向，缓缓道：“叶资政亦在座，于新政多有操持，不知对此番议论，有何见解？”

时机到了。叶明从容起身，先向主位及众宿老躬身一礼，然后转向那位李御史和发言的名士，语气平和却清晰地说道：“李大人之忧，朱先生之虑，本官亦曾深思。‘义利之辨’，确是千古命题。然本官以为，诸位所言，或有将‘义’与‘利’截然对立、并将新政简单归于‘逐利’之嫌。”

他顿了顿，环视亭内众人：“圣人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可见，‘利’并非洪水猛兽，关键在于为谁谋利，如何谋利。若所谋者为国家公利、为百姓生计之利，则此‘利’便是‘义’之所在！”

“叶大人此言差矣！”

李御史立刻反驳，“国家公利、百姓生计，自有常法常制维系，何必行此标新立异、扰攘不安之新政？且新政种种，如漕运专营，岂非夺民间船户脚夫之利？如官仓平准，岂非断粮商贩运之利？此非与民争利，又是何为？”

叶明不慌不忙，从孙主事手中接过一本薄册：“李大人问得好。那我们便以漕运为例。”他翻开册子，“通州码头，试行新章之前，漕工受把头盘剥，每日劳作所得，至手不过二三十文，尚不能养家糊口，此乃旧制下‘民间’之‘利’乎？”

“非也，此乃把头之私利，漕工之血汗！试行新章，设‘劳务合作社’后，漕工日得净钱五十文以上，按月足额发放，受伤有病，合作社亦有贴补。请问李大人，这是‘夺’了谁之利？又‘与’了谁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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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声音渐朗：“此乃夺不法把头盘剥之‘不义之利’，还漕工应得之‘血汗之利’！漕运畅通，损耗降低，朝廷省了钱粮，漕工得了实惠，京师百姓得了稳定供给，此非国家公利、百姓之利？此非最大的‘义’？”

李御史被这具体的数据和事例噎了一下，脸色微红，还想争辩：“这……这只是通州一隅……”

“一隅可见全豹。”叶明不给他机会，继续道，“再说‘平准仓’。其设立，非为与粮商争利，实为在粮贱时托市，保护农户不受奸商压价；在粮贵时平价放粮，保护市民不受奸商抬价。此乃以朝廷之力，调节市场，防范奸商囤积居奇之‘不义之利’，保护生产者与消费者两端之‘公平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