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酒店，维多利亚港的海风吹来。肖向东站在星光大道上，看着对岸中环的摩天大楼。1997年7月1日，这里的旗帜将要更换。而在此之前，一场金融保卫战可能已经打响。

他忽然想起1992年，自己挤在深圳街头听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情景。那位老人说：“要防右，但主要是防左。”

现在，右和左都有了新的含义——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

走钢丝的时代，开始了。

11月，上海入冬。老洋房里的暖气片滋滋作响。

秦文渊感冒了，咳得很厉害，但坚持每天来。他的笔记本越来越厚，里面不仅贴满了剪报，还有手绘的传导路径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香港→内地。

11月20日，泰国政府终于撑不住了，宣布“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金融市场”。消息传到上海时，秦文渊正在修改第八号简报。

他放下笔，摘下老花镜，长长叹了口气。

“怎么了秦司长？”刘易之问。

“太晚了。”秦文渊指着新闻稿，“这些措施——提高利率、限制资本流出、向IMF求助——都是危机爆发后的被动应对。真正的防火，应该在火起之前。”

他翻开笔记本的某一页，上面贴着1988年价格闯关时的新闻剪报，旁边是红笔批注：“历史总是相似的——先是否认问题，然后是小修小补，最后是不得不动大手术。”

“您觉得，这次会动大手术吗？”周明华问。

“泰国肯定要动。但中国……”秦文渊看向窗外，“我们的防火墙够厚，但也不是无懈可击。关键是——我们有没有从别人的手术里，学到怎么预防自己生病。”

那天下午，秦文渊交给他最后一份工作：起草《金融危机应对预案（企业版）》。不是给政府看的，是给向东集团自己用的。

“企业不能等政策。”他说，“要有自己的生存手册。”

手册包括：现金流压力测试、供应商风险排查、国际市场多元化方案、汇率波动对冲策略。周明华带着团队，一周完成初稿。

11月28日，秦文渊住进医院。肺炎，需要静养。肖向东去医院看他时，老人躺在病床上，还在看第九号简报的清样。

“秦司长，休息吧。”

“最后一班岗了。”秦文渊笑笑，“肖总，我有个请求。”

“您说。”

“如果危机真来了，我们的简报对了……”他停顿，“不要到处说‘我们早预警过’。没意义。要说就说——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肖向东点头：“我记住了。”

离开病房时，护士正在给秦文渊输液。老人的手背上布满针眼，但他还握着笔，在简报边上写批注。

那一代人的坚持，刻在骨子里。

12月31日，1996年的最后一天。上海下起了小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