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深圳的空气中已有了初夏的躁动。

香蜜湖畔新开的一家茶楼里，肖向东、李卫国、陈思北三人坐在临窗的位置。窗外，湖面波光粼粼，远处是正在施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新大楼——脚手架还没有完全拆除，但“深交所”三个鎏金大字已经在阳光下闪耀。

“这是最后一批了。”陈思北从公文包里取出三份文件，摊在红木桌面上。

第一份是深交所的批文复印件——《关于同意深圳华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上市的批复》，日期是1992年3月12日。发行额度2000万股，发行价4.8元。

第二份是邮电部的红头文件——《关于在深圳特区开展无线市话（CT-1）试验网建设的批复》，允许在华强北、科技园、蛇口三个区域建设试验网，用户规模上限5万户。

第三份最薄，只有一页纸：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内参摘要。上面摘录了肖向东那份报告的核心观点，后面跟着一行手写批注：“建议可作为特区通信改革试点方案论证参考。”

三份文件，三把钥匙。

李卫国拿起深交所的批文，手指在公章上轻轻摩挲：“从申请到获批，四十七天。这速度，在北京不敢想。”

“特区速度。”肖向东啜了口茶，“不只是盖楼快，批文也快。”

茶楼里人声鼎沸。隔壁桌几个穿着西装的男人正用粤语夹杂着英语谈论股市行情：“……宝安今天又涨停……万科配股消息确认了……”另一桌则是台湾口音的商人，讨论着在东莞设厂的事宜。

这是1992年春天的深圳——资本、技术、野心在这里碰撞、发酵。

“好了，说正事。”肖向东把茶杯放下，“批文拿到了，接下来怎么干？”

二、矩阵

陈思北打开随身带来的地图，铺在桌面上。这是深圳特区全图，上面用红蓝黑三色笔做了密密麻麻的标注。

“我的想法是，建立一个‘铁三角’。”他用铅笔点着地图，“科技研发在科技园，资本运作在深交所周边，生产基地在关外的龙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