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文斯忍不住追问：“您的意思是，贵军的成功更多归功于战术组织和民众基础，而非特定武器？但恕我直言，吉野旅团的覆灭速度之快，似乎暗示了某种决定性的火力优势，这仅靠组织和士气似乎难以完全解释。”

王雷笑了笑，这次笑容里多了一丝锐利：“埃文斯先生，决定性的火力，未必来自最大口径的火炮或最先进的飞机。它可能来自出其不意的打击时机，来自对敌人弱点的精准把握，来自各兵种间如臂使指的配合。我们将有限的炮兵、自动火器集中使用，在关键地点、关键时间，形成短暂的、压倒性的局部优势，然后迅速转移，避免僵持。这就像用一把锋利的小刀，精准地刺入敌人的咽喉，而不是用一把沉重的大锤去砸他的铠甲。锤子可能更威猛，但在我们目前条件下，小刀更致命，也更适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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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比喻形象而有力，让几位军事观察背景的成员若有所思。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本是军事常识，但能将此原则与“有限技术条件”结合得如此透彻，并付诸实践取得惊人战果，确非易事。

伊万·彼得罗夫一直沉默着，此刻用略显生硬的汉语突然开口：“王雷同志，你对于未来战争形态，有什么看法？尤其是，像坦克、飞机这样的技术兵器，在像中国这样的战场上，将扮演什么角色？”

这个问题更宏观，也更考验指挥者的战略眼光。所有人都看向王雷，想听听这位创造奇迹的年轻指挥官，是否只有战术奇谋，而无战略远见。

王雷似乎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他身体微微后靠，目光投向窗外辽远的天空，仿佛在眺望未来的战场。

“彼得罗夫同志问到了关键。” 他的声音沉稳而清晰，“技术，始终是推动战争形态演进的核心动力之一。坦克和飞机，代表了机动与火力的结合，代表了立体化战争的开端。它们的存在，正在改变传统的地面战规则。”

他收回目光，看向在座诸人，眼神明亮：“在中国战场，日军倚仗其技术装备优势，尤其是空中优势和少量坦克，一度横行。但我们认为，任何技术兵器都有其弱点，都有其适用的条件和可以被克制的方法。坦克依赖地形和后勤，害怕近战和侧击；飞机依赖机场和天气，可以被地面火力驱散或消耗。”

“更重要的是，” 王雷语气加重，“技术优势无法抵消战略和政略的愚蠢，无法弥补战争非正义性带来的根本虚弱。日本侵略中国，是一场不义之战，它陷入的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这里，每一座村庄都可能成为堡垒，每一个百姓都可能成为战士。再多的坦克和飞机，也无法真正征服人心，无法维持漫长的战线和补给线。而我们，正在学习如何对付这些铁家伙，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也许不久的未来，各位就会看到，在中国的平原和山区，侵略者的技术优势，将如何被人民的智慧和勇气所抵消，甚至逆转。”

这番话，不仅回答了问题，更暗含了对日本侵略战争必然失败的预言，以及对人民战争最终将找到对抗乃至战胜先进技术兵器道路的坚定信念。其视野之开阔，逻辑之清晰，信念之坚定，完全超越了在场观察员对一个“土八路”指挥官的预期。

约翰·卡尔森飞快地记录着，内心震动。他原以为会看到一位出色的战术家，甚至是一个幸运的军事冒险家，但现在他意识到，眼前这个年轻人，拥有的是兼具战术灵活性与战略深邃性的头脑，以及一种基于深刻国情分析的、独特的战争哲学。

埃文斯则更关注军事层面，他追问道：“您提到‘用自己的方式’对付坦克和飞机，是否可以理解为，贵军正在有意识地发展反装甲和防空战术？甚至……在寻求获得或制造相应的技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