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日经指数反弹了百分之八。
那天早上村田冲进办公室的时候,手里攥着一份还带着油墨温度的《日本经济新闻》,头版标题用特大号字体写着“市场急反弹”。他站在陈嘉木的办公桌前,喘得说不出话,把报纸往桌上一摊,食指戳着那个数字,戳了三下,像在确认这不是印刷错误。陈嘉木看了一眼,嗯了一声,继续低头看路透社终端的屏幕。
市场上开始有人说,最坏的时候过去了。电视上的股评家们纷纷换上轻松的表情,用技术性回调、短期震荡、健康的市场修正这类词汇重新组装自己的专业性。那些在黑色星期一当天面色铁青地拒绝了所有采访请求的分析师们,此刻正坐在演播室里侃侃而谈,仿佛他们早就预测到了一切。
一个月后,日经指数收复了百分之六十的失地。大藏省的官员在记者会上露出笑容,说日本经济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这次暴跌只是全球性恐慌情绪的短暂波及,与日本无关。
电视上的经济学家们开始用更长的时间轴来分析~~从战后复兴到高度增长,日本经济的韧性经受住了考验。银座的酒吧重新爆满,老板娘们笑盈盈给客人倒酒。。。。
三个月后,指数回到了暴跌前的水平。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恐慌被遗忘了,那些在交易所卫生间里呕吐的交易员被遗忘了,那些从华尔街高楼上跳下去的人也被遗忘了。东京的报纸上不再有“崩盘”这个词,取而代之的是“V型复苏”和“日本奇迹”。
渡边专务打来电话,声音里满是感激,不是平常那种带着敬语和商务礼仪的感激,而是一个人劫后余生之后打给救命恩人的那种感激。
“陈桑,谢谢你。你那五十亿,让我们撑过了最难的时候。现在那只基金的份额,已经涨了百分之十二。董事会让我转达~~三菱信托永远记得远洋投资的友谊。”
陈嘉木在电话这头笑了笑。
“渡边专务,恭喜。”
放下电话,他看着窗外的东京。
楼下的街道上,圣诞节的彩灯已经挂起来了。人们裹着大衣匆匆走过,手里提着购物袋。银座的百货店里,挤满了买年货的人。伊势丹的橱窗里摆出了圣诞限定款的蛋糕,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队伍里的年轻女孩们跺着脚哈着白气,脸上是被节日氛围烘出来的红润。
没有人记得三个月前的恐慌了,那场恐慌像一个被所有人同时忘掉的噩梦,醒来之后谁也不想再提,仿佛不提就等于不存在。
但陈嘉木记得。
他记得那天早上,渡边颤抖的手指。他记得村田眼里的恐惧。他记得路透社终端上跳动的数字,像心跳一样,一下一下,敲在神经上。
不是因为他勇敢。
是因为他知道,真正的风暴,还没来。它在海平面以下正在酝酿,它的名字不叫崩盘,叫泡沫。而这个泡沫,会让那些正在电视上侃侃而谈的经济学家们,在未来某一天突然发现,他们脚下踩着的根本不是地面,是海市蜃楼。
而他,要在风暴到来之前,成为所有人眼里的“朋友”。
1988年1月,东京。
新年刚过,陈嘉木收到一份请柬。是三菱信托的新年酒会,地点在帝国饭店。
帝国饭店的孔雀厅,那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订到的。它的预约排期通常以季度为单位计算,新年酒会的档期更是要提前一年预定。战前这里招待过皇室成员,战后这里见证了无数个财阀重组和银行合并的握手瞬间。墙上挂着的油画里,孔雀展开的尾羽是用金箔一片一片贴上去的,在水晶吊灯的映照下泛着温润的光泽。
酒会上,渡边一郎亲自挽着陈嘉木的胳膊,把他介绍给一群银行家、企业家和官僚。
“这位就是远洋投资的陈桑,去年黑色星期一,多亏了他。。。。”
银行家们纷纷递上名片,他们的名片用纸考究,字体烫金,上面印着“代表取缔役”“常务执行役员”“本部长”之类的头衔。企业家们端着酒杯排着队等握手,互相交换名片时的鞠躬角度比平时低了至少五度。每个人都很热情,每个人都想和他握手,每个人都叫他“陈桑”。
“陈桑,听说你对精密机械感兴趣?我们公司最近。。。。”
“远洋投资有没有考虑过参与我们的增资计划?条件可以谈。。。。”
“陈桑,什么时候有空来大阪?我们会长随时都有时间。。。。”
陈嘉木微笑着,一一寒暄。他接过每一张名片都双手捧着低头认真看过,然后仔细收进名片夹里。
酒会结束,他走出帝国饭店的大门。外面下着小雪,雪花不大,细密地从夜空中飘落,在霓虹灯的映照下变成彩色的碎屑,东京的夜空被霓虹灯染成一片氤氲的粉红色。
村田撑伞跑过来。
“陈桑,今天收获不小。三菱信托那边说,他们新成立的那只基金,愿意让我们认购百分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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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木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