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索似乎断了。陈青禾不甘心，又详细询问了资产评估时的细节，特别是那几台丰田织机。老人们七嘴八舌，都证实那是最新的好机器，引进时花了大价钱，绝不可能只值八万。“评估那天，来的那几个人，看着就不像正经搞评估的，贼眉鼠眼，在车间里转了一圈，跟当时的厂长、还有那个什么钱老板（指收购方钱大勇）嘀咕了几句就走了。后来报告出来，大伙儿都炸了锅，可胳膊拧不过大腿啊！”老工人捶着腿，满是无奈。

陈青禾默默记下：评估人员可疑、与厂长钱大勇有私下接触、工人普遍质疑评估值。他拧开保温杯，灌了一口已经温吞的茶水，冰凉的金属杯壁让他混乱的思绪稍微清晰了一点。菌菇干在口袋里散发着淡淡的、带着泥土气息的香气，提醒着他此行的目的和背后那些沉甸甸的期盼。

告别了老槐树下的老人们，陈青禾继续深入家属区。他敲开一扇扇紧闭或虚掩的门，耐心地自我介绍，说明来意。大部分职工家属，尤其是女工和下岗的中年人，起初都带着深深的戒备和怀疑，但看到陈青禾诚恳的态度，听到他提起那些被克扣的买断金、被拖欠的医药费、被撕毁的安置承诺，那层坚冰般的麻木渐渐融化，取而代之的是压抑已久的委屈和愤怒。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在一个光线昏暗、堆满杂物的狭窄小屋里，陈青禾见到了带着两个孩子的李大姐。她丈夫曾是厂里的维修工，改制后找不到稳定工作，靠打零工勉强糊口，一次意外摔伤了腰，彻底失去了劳动能力。李大姐抹着眼泪，从一个旧饼干盒的最底层，小心翼翼地拿出几张泛黄的纸：“陈同志，你看，这是当时厂里发的安置方案宣传单，上面写得清清楚楚，优先安排困难职工家庭……这是老张（她丈夫）最后一次住院的催款单，厂里说改制了，账封了，不管了……还有这个，”她抽出一张皱巴巴、边缘磨损严重的纸条，“这是最后一次发工资，扣了钱，说是什么‘历史欠账’，连个正经说法都没有，就打了这么个白条！”

陈青禾接过那张白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扣减历史欠账 ￥XXX元”，落款只有一个潦草的签名和日期，连公章都没有。这薄薄的一张纸，却像烧红的烙铁，烫得他指尖发麻。他郑重地将这些承载着血泪的证据收好，在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下李大姐家的情况：张姓维修工工伤致残、安置承诺未兑现、医药费拒付、工资白条克扣。

一户，又一户。陈青禾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名字、遭遇和关键信息碎片：**孙师傅，技术标兵，买断金被强行“入股”新厂，股份凭证模糊不清，分红从未兑现；赵阿姨，老会计，因质疑评估报告被提前“劝退”，未拿到足额补偿；钱家，双职工，安置房承诺成空，至今租房，房租占去大半收入……**

他口袋里的菌菇干，分给了几个面黄肌瘦、眼巴巴看着他的孩子。孩子们怯生生地接过，小口小口珍惜地咬着，那质朴的香气似乎暂时驱散了一些生活的苦涩。这一幕，深深刺痛了陈青禾。他想起档案袋里那个被篡改的数字“180,000.00”变成“80,000.00”，这消失的十万，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吞噬的是无数个像眼前这样的家庭赖以生存的希望和尊严！冰冷的愤怒再次在他胸中翻腾，保温杯被他无意识地攥紧，金属外壳硌得掌心生疼。

夕阳西下，将家属区破败的轮廓拉得老长，投下更深的阴影。陈青禾拖着疲惫却异常沉重的脚步，准备离开。一天的走访，他赢得了职工们初步的信任，收集了大量证言和零星证据，拼凑出改制黑幕下职工权益被肆意践踏的悲惨图景。然而，最直接、能一击致命的证据——那份被篡改前的原始评估依据、或者能证明高层决策者（郭刚、孙卫东）与钱大勇勾结的书面证据——依然如同沉入深海的巨石，不见踪影。

就在他推着自行车，即将走出家属区大门时，一个穿着洗得发白工装、身影佝偻的老工人，不知从哪里快步跟了上来，警惕地左右张望了一下，压低声音急促地说：“陈同志，等等！”

陈青禾立刻停下脚步，心头一动：“老师傅，您有事？”

老工人布满老茧的手紧紧抓住陈青禾的自行车后座，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混合着恐惧和决绝的光芒，声音压得更低，几乎只剩下气声：“我……我姓王，以前是厂里仓库保管员。他们……他们评估那天，我在仓库里盘点，听见……听见孙局长（孙卫东）和那个钱老板，在隔壁旧账房里说话……”